文/郭 龙 钟 胜
3岁半的儿子在家门口遭遇车祸身亡，罗兵为了抢救儿子欠了不少债。为了尽早得到赔偿款，罗兵签下委托书，把车祸的索赔官司以4.8万元“承包”给了肇事车车主带来的代理人。
然而官司打赢了，11万元赔偿款却装进了肇事车车主的腰包。
罗兵走上了维权之路。真相一层层被剥开，肇事车车主伙同代理人诈骗受害人赔偿款的事实逐渐清晰……
索赔官司,他“承包”给了肇事车车主
2006年1月23日上午，家住四川三台县乐安镇的罗兵和妻子侯光凤正在家里忙活，谁也没有注意到，3岁半的儿子罗浩然此时已经独自走出了家门，跑到家门前的马路上。等罗兵和妻子猛然发现，急忙扑向屋外时，却眼睁睁地看着一辆客车疾驶而来，撞倒了在马路上的儿子！更让人揪心的是，客车在避让时，因猛打方向盘，把正在路边行走的93岁的邻居阿婆王桂英也撞倒了！
罗浩然和王桂英被紧急送进医院。两人都是颅脑重伤，王桂英第二天就因伤重不治身亡。小浩然的情况也不乐观，紧急手术后，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孩子还在医院抢救的时候，这起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出来了。经查，肇事汽车车主叫何大明，车辆挂靠在四川省某运输公司。经交警认定，驾驶员陈光吉、（伤者）罗浩然及其监护人罗兵和侯光凤承担事故同等责任，王桂英不承担责任。
责任划分后，一直在垫付医药费的何大明不乐意了，他对罗兵夫妇说：“既然责任一家一半，你们应该出一些医药费。”而罗兵家的经济条件很一般，确实拿不出那么多医药费。但为了抢救奄奄一息的儿子，两口子一咬牙，在当地信用社贷款2.4万元，用以全力抢救儿子。然而，医生也回天无力，两个月后，可怜的儿子离他们而去。
为抢救儿子，罗兵一家共花了1.8万元医药费，悲痛交加的罗兵找到肇事车车主何大明，向他提出索赔。但何大明两手一摊：“为了救治你儿子和王桂英，我已经垫付了近7万元医药费，我哪里还有钱？”
于是，罗兵夫妇又多次找到驾驶员陈光吉和肇事车挂靠的那家运输公司，要求赔偿经济损失，但均未达成协议。就在这时，何大明找到罗兵，“热心”地说：“我看啊，现在唯一能获得赔偿的途径就是告运输公司和保险公司。”见罗兵眼睛一亮，何大明话锋一转：“不过，你们也有一半的事故责任，告不告得赢还很难说。这样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律师，他可以帮你打赢官司。”
没几天，何大明果然带来一个律师，是年轻女子，说叫李英。她对罗兵说：“我有信心你一定能够获得赔偿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，我知道你们家经济困难，我先预支你们1万元，以解你们的燃眉之急。其他的诉讼费、调查费等等，都由我来帮你垫付。由我为你代理这个官司，我总共给你4.8万元，如果官司判下来超出这个数，多出来的就归我。你看如何？”
说着，李英从包里拿出一沓钱放在桌上。正为索赔犯愁的罗兵一听，有些心动了。他大概听明白了，也就是把索赔官司“承包”给李英，自己不用费事费力，可以拿到“承包费”4.8万元。想想自己确实没有打官司的本钱，也不懂法律，而且现在也急需钱还债，罗兵收下了李英预支的1万元，并在李英拿出的几份委托代理书上签了字。
儿子没了，索赔官司还在进行中，罗兵和妻子侯光凤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。特别是侯光凤，儿子的离去让她的精神受到沉重打击，每每看到孩子的衣物、玩具，她都会默默落泪。最难受的是孩子的奶奶，小浩然几乎是她一手带大的，3岁多了，就这样说没就没了，哪个老人能接受这样残酷的打击？孙子走后，老人大病了一场，好转之后一直提不起精神，也很少出门，因为一看见村里跟孙子一般大的孩子，老人就悲从中来。
这样的日子让罗兵很是压抑，但作为一个男人，他只有勇敢地面对现实，担负起更多的责任。他安慰妻子和母亲：“生活还得继续。孩子没了，以后我们再要一个。当务之急是把债务还清，把我们该得的赔偿款拿到手。”一家人翘首以盼，希望索赔官司早点有结果。
但是自从签订委托代理授权书之后，何大明和李英就再也没有跟他们联系过，这让罗兵心里隐约有些不安。因为当初把官司“承包”出去时，他特别交代过委托人李英：“开庭时一定要通知我，我要为儿子出庭。”李英一口答应。但几个月过去了，一直没有通知。于是，他主动打电话给李英，询问官司的进展，李英没有明确答复，只说一切都在按程序办理。
2007年5月10日，何大明到罗兵家，拿出一份判决书，说：“你们的官司打赢了，法院判处运输公司和保险公司各赔偿27693元和87240元，也就是说你们获赔约11.49万元。”罗兵颤抖着双手接过判决书，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。但他很快又情绪沮丧了，因为他清楚，判决的赔偿款再多，他也只能得到4.8万元。虽然这样，他也认了。他只是叫何大明尽快把尚欠自己的3.8万元“承包费”付清，罗兵想尽快结束这件伤心事，一家人开始新的生活。
官司打赢,11万赔偿款落入他人手
又等了个把月，6月11日傍晚，何大明和自称是律师的屈向东终于开着车来到罗兵家中，要求罗兵在委托他们代领执行款的委托书上签字。何大明说：“我们回头就去找运输公司和保险公司要钱，拿到钱后就会把欠你的那3.8万元付清。”罗兵有些迟疑，他问何大明：“李英才是代理我的官司的人，要委托，也应该委托她去帮忙领钱吧？”何大明拍着胸脯保证：“一样的。李英有事来不了，屈向东是她的同事，就是帮她过来办这事的。放心，赔偿款领出来后，保证少不了你那3.8万元。”为此，何大明还专门给罗兵写了一份说明：“保证在15日内协助执行完毕，如果15日内未执行完毕，保证代李英支付3.8万元给罗兵。”
有了这份说明，罗兵放心地在委托书上签了字。
到了6月20日，何大明又带来两张结算书，只见结算书上写着“李英与罗兵夫妇代理协议终止”、“将扣除先期医疗费用后的余款及相关费用交予何大明处。”何大明、李英都在上面签了字，现在要罗兵签字。
罗兵和侯光凤很惊讶，由律师代收的赔偿款怎么交到肇事车车主手中？而且，结算书上只字未提自己应得的3.8万元如何支付。他愤怒地拨打李英的电话：“你这是搞什么名堂？你是代理我们打官司的，如今赔偿款领到了，你怎么给了何大明呢？”李英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“你去问何大明吧”，就挂断了电话。罗兵问何大明，得到的回答是：“这是走程序。你把字签了，回头我就把那3.8万元给你。”
罗兵没有在结算书上签字。凭直觉，他隐约感到这里面隐藏着什么问题！车祸索赔官司打赢了，赔偿款却被肇事车车主紧紧攥在手中，自己除了之前的1万元，什么也没得到，这叫什么事！
罗兵越想越不踏实，又给李英打了好几次电话，索要自己应得的赔偿款。可李英总是找借口推说不清楚，问急了就说你去找何大明，最后吐出一句：“反正钱已经给他了。”
糟了！看来上了他们的当了！罗兵焦急万分，把自己的忧虑讲给妻子听。侯光凤也觉得很有可能被肇事车车主和代理人联合起来骗了，她对罗兵说：“你还待在家里做什么？快去成都找那个李英啊，去把赔偿款追回来！”罗兵这才想起当初李英来谈代理事宜时留了一张身份证复印件，急忙找出来，上面显示李英住在成都金牛区光荣西路。
临出门时，罗兵又有些迟疑了。因为儿子出事后，母亲一直郁郁寡欢，最近刚刚被查出患了胃癌，必须马上入院治疗，他想留下来多陪陪母亲。但妻子不同意：“家里已经没钱了，你不把赔偿款追回来，哪来的钱送母亲住院？你快去快回吧！”
7月1日一大早，罗兵简单地收拾了一下，就上路了。到了成都，罗兵打电话给李英，说已经到了她家门下：“你出来，我们当面把事情弄清楚。你晓得我家里的情况，这笔赔偿款对我来说很重要……”说着，罗兵哽咽了，“我儿子的一条命啊，就换来这么一点赔偿款？”李英不为所动：“我没住在那边，这几天正准备参加司法考试，忙得很。我已跟你说得很清楚，钱已经给何大明了，你找我有什么用？”罗兵几乎是吼叫起来：“我是委托你代理我打官司的，我当然要找你要钱！”对方干脆挂了电话。
为什么对方就是不肯见面，莫非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罗兵呆坐在旅馆里，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当初签订代理协议时的细节，突然，他想起李英虽然自称是律师，但没有出示过相关证件！这个想法惊得罗兵差点跌坐到床下：莫非李英不是律师，只是肇事车主找的一个托？他心急如焚地赶到省司法厅，一番查证下来，事实被他猜中了，李英并不是律师！
“她根本就不是律师，怎么能代理我的官司呢？还擅自处分赔偿款，这明明就是诈骗行为！”7月4日凌晨1时许，罗兵来到成都武侯区公安分局报案。值班民警了解情况后告诉罗兵，根据掌握的证据，李英有他们夫妻的授权委托书，在领取了赔偿款后不支付的行为并不涉嫌犯罪，只是双方的经济纠纷，建议他通过诉讼或者协商的办法解决。民警告诉罗兵：“不是律师也是可以代理诉讼的，公民代理一样可以打官司。”
罗兵从公安分局走出来，伏在路边的树上失声痛哭，他感觉掉进了冰窟窿：明明是自己索赔成功获得了11万多元赔偿款，却落入肇事汽车车主手中！
奔走维权,揭开“承包打官司”黑幕
第二天，经过打听，走投无路的罗兵走进了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援助站寻求帮助。法律援助站为罗兵联系了成都张本林律师义务为其提供法律帮助。在张律师的协助下，罗兵核实到：6月13日李英在保险公司领取了87240元保险赔款；6月20日李英又从运输公司领取了27693元赔款。张律师告诉他：“这些钱都应该是你的。如果她真的是以公民代理的身份为你打官司，那么她就无权收费，以前签订的代理合同是无效的。”
7月8号，当着张律师的面，罗兵再次给李英打电话，询问赔偿款的问题。李英很不耐烦：“上次不是带了结算书给你，叫你签字吗？你不签字怎么拿得到钱呢？”
罗兵气得直跳脚，他对着话筒吼起来：“你那个结算书我敢签？你把所有钱都给何大明了，还叫我签字认账，简直是荒唐！”此时，李英说出来的一句话让罗兵大吃一惊：“之所以还没把那3.8万元给你，是因为王桂英的儿子和女儿起诉了你们，也是我做代理去应诉的，法院判决你们要赔偿他们2.2万多元，所以需要结算……”
听说王桂英的儿女将自己告了，并得到2.2万多元的赔偿，罗兵愣了半天。还没回过神来，那边已挂断电话。罗兵气愤地对张律师说：“我们没有委托任何人代理应诉，也没有收到过任何法律文书！而且，我们和王桂英的儿女一直有来往，从没有听说他们起诉了我们。此前李英也从没有告诉我有这场官司！”
突然的变故让罗兵更加疑惑。经过张律师沟通说服，李英总算答应见面。当天晚上见面时，李英拿出法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，上面说，去年11月28日，王桂英的儿子刘先平、女儿刘秀英委托三台县刘营镇人刘旺财，起诉罗兵夫妇、运输公司、驾驶员陈光吉、第三人保险公司，要求赔偿45241元。法院在4月23日作出一审判决：罗兵夫妇赔偿22620元，运输公司赔偿11262元，保险公司赔偿11358元。
看着白纸黑字的判决，罗兵蒙了。“如果我知道有这么一份判决，我一定会上诉。你为什么此前没告诉我？”李英一口咬定有代理委托书，这也让罗兵异常冒火：“我只委托你打我的索赔官司，什么时候委托你代理我应诉这个官司？这个起诉也有问题，我们一家和刘先平、刘秀英都是死者家属，怎么会死者家属告死者家属呢？”双方大吵了一架，不欢而散。
钱要不回来，还牵扯出另一桩官司，真是让人窝火！晚上，罗兵打电话把这一切告诉了妻子侯光凤，侯光凤立即跑到离家不远的刘先平家，找到了刘先平的老婆谢芳英。谢芳英听了也很诧异，自己在家从没有收到过法院的法律文书，也不知道有这桩官司！此时刘先平正在上海打工，一家人急忙给他打电话，刘先平听了事情原委，也很吃惊。他说，母亲死后，他原本在三台县法院起诉运输公司和驾驶员陈光吉，要求赔偿。官司开庭后，车主何大明找到他。“他叫我在县法院撤诉，去成都打这桩官司，条件是签订授权委托书就给我9500元。他说这样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。”随后，何大明找来三台县刘营镇的小伙子刘旺财，让他做刘先平的代理人。刘先平与刘旺财签了授权委托书，拿到了何大明给的钱，并于去年7月13日在三台县法院撤诉。“去年10月何大明又给了我3500元，说是第一次给的钱不足，然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。我只是委托他们起诉运输公司、驾驶员和保险公司，没有起诉罗兵夫妇啊！”
又是一起“承包打官司”！看来大家都上了车主和他找来的代理人的圈套。再询问刘先平的妹妹刘秀英，她更是对此事一无所知：“我绝对没有委托任何人替我在成都打官司。至今我没有收到过这样的判决，也没有得到一分钱！”获悉有人借自己的名义打了官司，气愤的她立即赶到成都，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。
随后他们去了运输公司、保险公司，查询的结果是赔偿款确实已经被人领走了。而代理保险公司打这两起诉讼官司的雷女士还称，她也发现种种疑点：比如开庭时没看见原告人的身份证原件；领取赔偿款时当事人也没来。“我一直怀疑这是两场骗取保险赔偿款的诉讼，但是当时并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。”雷女士说，保险公司将很快向公安局报案，并建议罗兵等人也尽快报案。随后，罗兵和刘秀英向武侯区公安分局报案，警方随即展开调查。
据悉，这是全国第一例涉嫌利用诉讼手段骗取车祸赔偿款的案件。在此期间，何大明打来电话，表示会很快把钱拿给罗兵：“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好好说呢？你不要到处告了，这件事情我们私了，决不止3.8万元。”罗兵一口拒绝了：“现在不是你想私了就可以私了的，警方在调查，该我拿的钱我迟早会全部拿回的！”
（因为案件正在侦查中，文中部分涉案人物使用了化名）
编后语：这个案子向我们揭示了一种新的陷阱——“索赔承包”。这种新兴的索赔方式不仅可以出现在车祸纠纷中，还可能被利用到其他一些民事纠纷中。而在这种索赔委托中，将索赔权拱手相让很容易令自己陷入被动。这种交易表面上看似只赚钱不赔本的买卖，但一旦丧失了索赔自主权，特别是草率地把领取赔偿款的关键性权利也“委托”了出去，就难免不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做手脚、钻空子。所以，在遭遇纠纷，需要通过诉讼方式索赔的时候，一定要到正规的律师事务所，委托有执业资格的律师；自己实在没有能力，也可寻求相关部门的司法援助，切忌为了省事和蝇头小利，轻率地把自己的权利“承包”出去。
